台湾针对这种情况，在刑法典中就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

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人之形、气、意、神会怡然自得自适。官不守法，令不行于民。

宽容政治须由近到远、自内而外逐渐扩展。大法之中以宪法为首，行政法为次。动心生思，开口出言，固为我之权。政权未受约束，国权恣意妄为，专政苛政遂起，自由人权无保。无道之政，肆其虐乱，任其凌暴，扰民危生，惊魂伤和。

道家将神化之治上升为无为而治原则。官权国权压迫民权人权，向为中国专制政象。快速出击、异地关押、刑讯逼供、短期内摧毁大量犯罪团伙，是他多年职业生涯中打出声威、警威的基本招数。

王立军却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按照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设计自己，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在游戏中更善于利用规则。在官场，短期内飞黄腾达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比起靠强大背景获得上升的人，他的平民出身多了不少传奇色彩。反腐败、官员财产公示是恢复分配正义最低要求，但无法以此推动政治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官制改革作为最低限度的起点--它也是戊戌变法的起点。

他英勇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带去的记者拍摄了下来。它们将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悲剧被铭记下来。

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彻底屏弃了这套伦理规范，排斥党派竞争，消灭自由，打击异己，后者则完全沦为一个腐败的特权利益集团，而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比起靠花大把钱财买来的高位，他的自我奋斗显得不同凡响。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他全面利用公民的金融、电信数据信息编织一张覆盖全市的监控网，并实施非法窃听活动。

王立军的意义在于，不但体制塑造了他，而且他也充分适应体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之成为体制的宠儿，而最终又成为囚犯，完成了一个官员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生经历，因此他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信任体制但又尽力维护着体制，目的只是从体制中最大限度地榨取自我利益。圈子一环扣住一环，他既有向上的圈子，也有向下的圈子，他依附于人，是上司的心腹，同时也被人依附，有自己的心腹。一个高调、稍事张扬但分寸把握得当、略显另类的官员，这时倒更能获得组织的特殊青睐。

但读者无法从他们身上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大人物，顶多只能从将军家的狗那里去间接感受它的主人的权势。圈内成员呈现等级秩序，构成上下依附关系。

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以徇私枉法、判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王立军15年徒刑，而3年前的9月26日，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罪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他在重庆组织的第一大战役是"缉枪治暴"之役，他动用专列运送上千名特警和武警赶赴现场，对一个山洞实施了爆炸，一举摧毁由自己事先布置的"地下兵工厂"。

王立军的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事实证明，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己。同上司吃吃喝喝的能力，善于领会上司意图的能力，为领导跑腿的能力，都是需要具备的最基本功，但只有这些能力，虽能获取小成，终究难成大气。文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当时重庆的官方媒体对打黑的报道就是使用这一专政理论，称重庆铲除黑恶势力是向公众表明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政府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强权践踏法律和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他是一个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人，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表演家，他使本来一件在别的警察做起来不过小事一件，在他做来就变成十分富有英雄气概的举动，据《南都周刊》报道，即便是抓捕一个小偷或者一名走私者，他也会带上大队人马，开着"沙漠风暴"，携带冲锋枪前往，对嫌疑人施加最大的压力，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拿下嫌疑人。

在政治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创造物，在我们身上有深刻的体制烙印。公安局长不仅指挥着一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队伍，还指挥着一支特殊意义上的警察--武警部队，宣传部长是当地引导舆论、管理舆论的最高长官。

一切不利于打黑的声音都必须消失，在网络上发帖对打黑稍有异议者就被送去劳教。天才的小说家也不能创造出像王立军这样的能够如此集中反映体制特征的人物。

王立军对常规行动感到不耐烦，他"希望在打黑中听到枪声"。在私人生活的基础上组成的圈子，其行事方式不是依据原则，而是依据利益，甚至是不可告人的苟且之事。

能力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创新能力，包括了十分广泛的方面。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作秀石破天惊，逃出严密的看守，一路狂奔进入美国领事馆。即使王立军大肆使用残酷手段进行刑讯逼供的事实已经暴露与天下，他的拥护者仍不乏其人，在他们看来，那些遭受酷刑的极少数是罪有应得。

俄国久负盛名的作家契诃夫所创作的两个经典形象，变色龙和套中人，被认为是生动刻画出了在沙皇专制的重压下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性格：奴性十足，胆小怕事，但又忠实而卖力地维护着专制。善于按照体制的需要包装自己，才是真正懂政治的开始，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肯定走得更远，不过，虽登堂但犹未入室。

人们认为，薄、王在重庆是文革复辟，但其实所谓"重庆模式"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基本模式，不但唱红一直和政治保持着联系，而且运动的方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重庆的共富工程和各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无区别。在精通所有引导和管理舆论的方法并炉火纯青地加以应用方面，他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省市的宣传部长。

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以及他的一批公安局的心腹骨干--文强团伙--作为黑势力的保护伞被收入法网，标志着重庆打黑进入高潮。山城重庆成为了一座警察城市，王立军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意志。

比起许多官员各类蹩脚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创意的廉正秀，王立军的英雄秀显得更有特色。再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范围，投向整个官场。他的道具是警察，武警，冲锋枪，越野车，装甲车，还有打手如果说重庆模式是文革的小版本，那也不是复辟，而只能说明文革本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

在所有民主国家中，每一个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都必须实现自我约束，具有被公众认可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集体声誉，否则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前途。但二人的官场人生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打黑英雄，他们都犯有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他们也都与不少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公安部门经常性地开展各类专项斗争，如追逃专项斗争，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黄扫非专项斗争，王立军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具体部署、指挥、落实，每次都重拳出击，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在官场，短期内飞黄腾达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比起靠强大背景获得上升的人，他的平民出身多了不少传奇色彩。

王立军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时获得了薄熙来夫人谷开来的信任，到重庆任职后他就成了薄家一个重要的帮手和常客，这时，他也达到了大权在握的人生顶峰。比起许多官员各类蹩脚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创意的廉正秀，王立军的英雄秀显得更有特色。